高雄律師-楊岡儒律師【刑事被告上訴權與律師辯護義務之範圍】兼論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5354號判決評析(1) @ 兔寶寶法律事務所【高雄律師-楊岡儒律師的部落格】

2010.12.1 高雄律師-楊岡儒律師

原文刊載於『高雄律師會訊：99年8月至10月份會訊』

前言：

按「第二審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」、「第二審法院認為上訴書狀未敘述理由或上訴有第362條前段之情形者，應以判決駁回之。」民國96年7月4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361條第2項、第367條分別定有明文。故不服地方法院之第一審刑事判決之上訴，其程式上須依法提出上訴書狀並應述明「具體理由」，

倘上訴未提出具體理由，經第二審法院審查後，即得以上訴不合法律上程式為由，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之。

關於「上訴理由如何得判定已臻具體」，由於涉及書狀內容及法院審查之基準，並攸關被告訴訟權與上訴權之保障，自應審酌被告權益保障之層面。因此，於刑事第一審訴訟程序之個案審理，若被告具有選任辯護人或經法院指定辯護人之情形，則應審酌「辯護人之辯護義務範圍」，並且考量辯護人之忠實辯護及執行職務義務，於第一審為終局判決後，以之判定第一審之辯護人是否具有「上訴狀應敘明具體上訴理由之義務」。

對此，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5354號判決，即針對辯護人之辯護義務範圍具有闡述及明確之說明，並論及「被告訴訟權或上訴權保障」、「刑事訴訟政策及制度於修法後之影響」、「空白上訴制度之流弊」以及「辯護人之辯護義務（射程）範圍」等相關內涵。而其律師義務之概念及責任義務範疇，亦涉及律師對當事人之「廣泛性忠實義務（Fiduciary Duty；又可譯為「受託義務（受託人義務）【註解1】」、「誠信義務」或「信賴義務」）」，而其細部應包含：注意義務(Duty of Care)、忠實（忠誠）義務（Duty of Loyalty）、謹慎義務（Duty of Prudence）、勤勉盡責義務（Duty of Diligence）等義務範疇【註解2】 ，並以之涵攝而界定其個案中所應盡之辯護人義務及責任【註解3】 ，故所涉及之層面與面臨之問題均非常複雜。

針對以上內涵及所涉及之相關問題，本文主要係就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5354號判決所闡述之「律師辯護義務範圍」為評析，並以實務上制度運作及可能面臨實務上之困難問題點為說明，希望透過本文之略抒管見，供予學者、司法界之賢達與律師同道們卓參，俾使透過司法人士之共同努力，能讓法制上之義務規範更加嚴謹，並且利於實務訴訟上之運作，以維護人權之保障、充足被告訴訟權之保障及促使辯護人之辯護義務範圍更加明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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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註解1】：

此部份於英美法制上，多涉及公司董事之主要義務或責任內涵，故涉及受託人之義務範疇所涵蓋之受任、信託、信任或信賴之義務概念。其責任概念上若單純以「專業倫理（professional ethics）」角度以觀，律師受委任或選任為辯護人時，由於涉及訴訟上之被告訴訟權保障，故筆者認為性質上屬於「廣泛性忠實義務」之概念。

【註解2】：

常見所稱之Fiduciary duty，主要在於注意義務(duty of care)、忠實（忠誠）義務(duty of loyalty)兩個部份，然如以訴訟權之保障以觀，兼以論及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5354號判決所示之「忠實辯護及執行職務之義務」，其整體義務涵攝之範圍應較為廣泛，故筆者認為應再添入謹慎義務(duty of prudence)、盡責義務（duty of diligence）之部分，方屬允妥。

【註解3】：

由於本文主要係討論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5354號判決見解所示之「律師辯護義務之範圍」，故關於英美法中涉及律師之「廣泛性忠實義務（Fiduciary Duty）」等相關案例內容，其細部上並涉及「當事人自主權實現（Client Autonomy）」、「義務免除：當事人之告知後同意（Informed Consent）」以及「合理技術性標準與注意義務程度（The Standard of Skill and Care）」等問題，審酌本文篇幅、文章表達之完整性及個別義務內涵介紹上之複雜情形，針對此部份無法為全面性之統攝說明，因此僅略為義務內容之書列，尚請司法界之賢達及讀者們多予見諒。